批发价格与零售价格：两者之间的差异如何影响过去50年的通货膨胀

华人头条阿根廷10月1日讯/Cl：最近，经济学家们的讨论中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国家统计局（INDEC）的消费者价格指数（IPC）和国内批发价格指数（IPIM）的增速是否可能首先趋同于8月份达到的最低点，然后按照政府预测的路径继续通胀下降的进程。

因此，除了咨询公司和经济研究机构通常分析的传统差距之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分析点：一方面是自由汇率、官方调控的汇率以及根据通胀和阿根廷主要贸易伙伴货币汇率估算的中央银行的实际多边汇率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是新兴国家主权债务的债券收益率与JP摩根编制的美国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差距（国家风险）。

实际上，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在半个世纪内平均每不到4年就会发生一次，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差距在9到14个月内会缩小，最短为3到5个月，最长为38个月（以月环比率计算），而年同比差距则扩大到97个月。

该话题自总统哈维尔·米莱和他的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开始在他们的讲话和媒体采访中强调IPIM（批发价格指数）增速大幅放缓时开始引起关注。IPIM在2023年12月时达到了54%，当时官方批发汇率从12月12日的366.05比索一跃至次日的800比索，到今年8月，IPIM增长率下降到了2.1%，而IPC（消费者价格指数）在相同时间段内从25.5%下降到4.2%。

经济分析师达米安·迪·派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我看来，目前INDEC（国家统计局）价格指数变化的差距主要反映在IPC核心指标和批发价格总指数之间，这是由于服务和私人消费（主要是教育和预付医疗）价格的上调，这些领域以前是受到监管的。同时，由于相对价格调整带来的成本通胀，也对能源、天然气、水、交通和燃料价格产生了影响。

尽管大多数分析师同意这一观点，他们也常常指出这些指数之间的变化不可直接比较，因为它们的计算方法不同。特别是，IPC包括了公共和私人服务价格的变化，并基于为期一年的全国家庭支出调查，考虑到季节性因素。与此同时，IPIM主要反映的是国内产品价格和进口商品价格，以及电力等能源价格。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消费者价格指数 (IPC) 是“政府在使用和滥用价格管制以抑制通胀时的一个结果，同时也取决于人口收入水平的表现和货币政策的影响”，而国内批发价格指数 (IPIM) 则‘与汇率相关’，目前每月2%的爬行盯住汇率（crawling-peg）。

然而，作为一名研究价格指数及其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罗伯托·弗伦克尔发现，国内经济中批发价格与消费者价格的增长速度之间经常出现的历史性差距反映了国家经济失衡的现象，这表现在相对价格的扭曲和外汇短缺上，从而产生持续的通胀压力。

此外，弗伦克尔警告称，汇率管制和汇差问题加剧了这一局面，因为它们阻碍了经济所需商品和服务的进口。这种情况助长了通货膨胀和整体经济不稳定。因此，他得出一个关键结论，即在高通胀环境下，批发价格和消费者价格的变化存在趋同性。这意味着‘在高通胀时期，批发价格的变化往往迅速反映在消费者价格上。

过去半个世纪的重要事件

阿根廷媒体对国家统计局过去50年价格指数（IPC和IPIM）月度和年度变化的时间序列进行了分析，发现多个时期都出现了显著的差距，无论是在加速通胀还是通胀放缓时。该分析表明，这种差距在1989-1990年等超级通胀时期或经济似乎不可避免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时（如2023年底）往往更长；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差距只是源于汇率和关税滞后调整的尝试时，这种差距则较短。

因此，罗伯托·弗伦克尔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强调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缓解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促进经济稳定以及持续增长和提高人口整体福利的重要性。

塞莱斯蒂诺·罗德里戈：“到1975年，阿根廷中央银行（BCRA）已经没有一美元的外汇储备，经济迅速进入衰退。”在玛丽亚·埃斯特拉（伊莎贝尔）·庇隆担任总统、塞莱斯蒂诺·罗德里戈为经济部长的时期，政府被迫解除在前两年期间实施的类似苏联式的价格控制。1975年6月，政府宣布同时提高公共服务价格、燃油价格，并对比索进行贬值。通货膨胀的激增吞噬了政府微弱的政治权力，阿根廷首次出现年通胀率达到三位数的情况：从1974年的40%飙升至次年的335%。”经济学家拉米罗·卡斯蒂涅拉回忆道。

因此，1975年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月度增长率从3.9%跃升至21.1%，国内批发价格指数（IPIM）从5.2%升至43.6%；与前一年相比，IPC从80.5%上升至110.6%，而IPIM从74.2%增至141.5%。花了5个月的时间，这两项指数的月度和年度差距才重新趋于一致，尽管在国际标准上仍处于极高水平。这种情况在1976年3月导致了机构危机，并使这些指数的月度和年度增长率之间再次出现差距。第一个差距在13个月内消失，而第二个则在三年半内才得以消除，这也是由于严重的宏观经济失调持续存在的结果。

1976年3月的军事政变：这场制度危机在经济层面表现为通货膨胀的暴力升级。消费者价格指数在当月上涨了37.6%，而批发价格指数飙升至54.1%。在消费者价格方面，差距在13个月内缩小，而批发价格的差距则持续了27个月。

“押注美元的人会输”。胡安·包蒂斯塔·塔塔·尤弗雷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1981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今天的隔夜拆借利率在450%到500%之间，企业不得不以年利率300%借款。上周，约有10亿至11亿美元从阿根廷撤出。这导致了3月20日星期五，警方关闭了兑换所，并实施了外汇管制（购买美元需出示护照、旅行票据，每人最多只能购买2万美元，且需填写报税局的表格）’。”

在这样的背景下，洛伦佐·西戈特就任经济部长，他实施了10%的货币贬值，试图稳定经济并弥补在何塞·阿尔弗雷多·马丁内斯·德·奥斯任内通过“汇率表格”造成的汇率滞后。这一举措导致了价格指数之间差距的重新出现，尤其是在月度层面。两到三个月后，又一次出现了30%的贬值，五个月后，汇率第一次大幅波动后，差距再次缩小。然而，由于宏观经济失衡和制度脆弱性，这一差距多次重现，尤其是在马岛战争期间，并最终在19个月后才关闭。

奥斯特拉尔计划（Plan Austral）：随着民主的恢复，1983年12月价格指数变化的差距消失，但宏观经济不稳定性依然存在。直到1985年6月，在胡安·维塔尔·索鲁伊尔接任经济部长后，价格指数的差异再次出现。此前，贝尔纳多·格林斯普恩自劳尔·阿方辛上任以来的表现不佳。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政府推出了一项雄心勃勃且创新的稳定计划：“阿根廷比索被废除，‘奥斯特拉尔’货币取而代之；价格、关税和工资在平均上涨约25%后被冻结，政府承诺不再无担保发行货币，并实施了‘利率调整系统’（重新调整定期存款利率，基于每月30%的通胀率）。”当时，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了21.1%，而国内批发价格指数则上涨了43.6%。月度变化率在一年后趋同，而年度变化率在两年多后实现一致。

春季计划（Plan Primavera）：由于奥斯特拉尔计划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在推动公共服务企业的私有化及缩减国家规模方面缺乏政治意愿，因此在1988年8月推出了一项新的稳定计划，旨在逆转经济衰退。当时，零售通胀率从18%加速至27%，批发通胀率从17%上升至32%。然而，由于对该计划的实施缺乏信心，计划很快陷入停滞。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国内批发价格指数的变化在9个月内达成一致，而年度变化则在16个月内实现一致。

1989年和1990年的超级通货膨胀：在1989年4月，随着胡安·卡洛斯·普格列塞担任经济部长，价格失控的趋势加剧，这反映了公共财政和外部账户日益失衡的状况。此时，消费者价格指数从17%飙升至33.4%，而国内批发价格指数则从18.9%跃升至58%。这位经验丰富的官员在此时提出了“我用心与他们交谈，他们却用口袋回应我的”这一名言。到1989年6月，月度变化几乎趋同，涨幅在短短30天内达到三位数：零售价格上涨114.5%，批发价格上涨133.5%，而年度同比则达到了四位数（分别为1472%和1994%）。

这一形势，加上当时已当选的总统卡洛斯·梅内姆在5月14日的选举中胜出，导致了拉乌尔·阿方辛在7月提前辞职。在同一个月，由于惯性效应，历史上单月的通货膨胀达到了峰值：消费者价格指数为196.6%，国内批发价格指数为209.1%。

自此以后，政府尝试了不同的宏观经济重组策略，但由于价格波动，导致通胀率未能趋同。直到1991年3月1日，新任总统指定多明戈·卡瓦略为经济部长，而他接手时，2月的价格突然跳升，消费者价格指数从7.7%上升至27%，批发价格指数从10.1%上升至37.9%。在此之前，消费者价格指数和批发价格指数之间的差距已累积达到38个月的月度差距和66个月的年度差距。

固定汇率：随着固定汇率的稳定计划的实施，阿根廷比索与美元的汇率为1:1，自4月1日起更改货币标志。这一措施促使了急剧且持续的通货紧缩，为价格指数变化的趋同铺平了道路，30天的变化在约16个月后实现了几乎一致，而年度变化则在45个月内达成一致——这种现象自1990年3月以来未曾出现（近5年）。在经历了一些小的波动后，扣除国际通胀，价格的实际稳定一直持续到2001年底和次年初。

2001年危机：违约、贬值和不对称货币化。2001年12月底，因机构混乱，费尔南多·德拉鲁阿总统辞职，这导致官方价格指数变化之间的差距再次出现：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2.3%，而批发价格指数上涨6.4%。这一差距在月度层面维持了9个月，年度变化在25个月后趋于一致。

125号危机：2007年12月10日，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总统就职，并任命马丁·卢斯特为经济部长。该月，消费者价格指数（1.6%）和批发价格指数（0.6%）之间的差距重新出现，并开始逐渐加大。随后，由于卢斯特未能成功实施对大豆出口的浮动税率（将税率从30%几乎提高至60%），国际价格飞涨，导致农村地区在城市中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支持者众多，他最终辞职。

这一价格失调在月度层面持续了5个月，在年度层面则达到了97个月，直到“变革政府”上台。在经过两个月的经济政策逐步修正后，这两个指数再次趋同。

中央银行的干预：2017年12月，毛里西奥·马克里的渐进政策试图进行一次转折，内阁不仅迫使中央银行行长费德里科·斯图尔岑内格改变既定的通胀上升目标，而且还“邀请”他在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中曝光，显示其自主权正在遭受贬值的威胁。由此，消费者价格指数（3.1%）和批发价格指数（1.6%）之间的差距再次出现，并在月度层面持续了14个月，年度层面则达到了19个月。

外汇管制的回归：在变革政府的快速削弱之后，阿根廷于6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助以支付外债，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导致在初选中遭遇惨败。毛里西奥·马克里决定在第一届非庇隆主义政府的最后四个月内，将经济部长尼古拉斯·杜霍夫更换为埃尔南·拉库恩扎，以实施一些“反感”的措施，比如限制外汇购买用于储蓄，并将比索贬值18%。因此，2018年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4%，而批发价格指数上涨11.2%。这两个指数之间的差距在4个月后在月度层面几乎消失，而在年度层面则在13个月后消失。

新冠疫情：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政府的头几个月在2020年3月爆发的卫生危机中开始。该月，消费者价格指数（3.34%）和批发价格指数（1%）之间的差距再次出现，自那年6月起，第二个指数的增幅占主导地位，直到14个月后消失。年度差距在次年12月（21个月）关闭。

“平衡计划”的结束：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政府经济的疲软导致经济部长塞尔吉奥·马萨在2023年8月进行贬值，这个月价格差距再次出现。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12.5%，批发价格指数上涨18.7%。在三个月后，差距几乎消失。

自由主义政府：哈维尔·米莱总统及其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政府的首要措施之一是“真实化”官方汇率，该汇率几乎是黑市市场汇率的三分之一：在2023年12月12日，批发市场的汇率从每美元366比索飙升至13日的800比索。伴随其他一系列措施，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剧烈震荡：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25.5%，批发价格指数上涨54%。自那时以来，价格之间保持着较大的差距（8个月），尽管这一差距明显呈下降趋势，试图在极端的财政紧缩和零发行政策下实现收敛。（完）